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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城市概念十年落地 还有多少硬骨头要啃?

字号+ 作者:gisempire 来源:未知 2018-04-27 15:34 我要评论( )

中国在智慧城市上已经在探索一条新路,有的方面走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前面。

      早在2000年,习近平在福建工作期间就提出建设“数字福建”,开启了福建大规模推进信息化建设的进程。

  18年后,这一决策的范围扩大到全国。在近日的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上,习近平强调,发挥信息化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

  当“数字中国”的战略布局落到全国600多个城市,城市成为信息技术应用试验场,一个个初步完成数字化、正迈向智能化的城市组成了“数字中国”。随着城镇化建设,“智慧城”应运而生,还带着解决城市建设与管理中存在问题的使命而来,目前,国内有41%的城市设立了智慧城市领导小组。

  然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概念提出,到实际践行差不多十年,智慧城市的建设还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呼吁打破“数据孤岛”,是否有法律能够支撑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当信息基础设施像水、电、气一样成为公共资源,政企共建的边界又在哪里?信息技术是否真能如愿解决现实空间的矛盾?

  4月22日~24日,由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信息化部、福建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在福州举行。会议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智慧城市研究院院长、地理信息工程专家郭仁忠,以及城镇化和城市研究专家、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学术委秘书长冯奎,二位重磅嘉宾做客“城市相对论”第4期,深度讨论了我国智慧城市建设的特点与痛点。

  硬骨头一: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问题

  “有些问题信息技术可以解决,有些还要回到现实当中”

  NBD:前不久,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敏锐抓住信息化发展历史机遇,自主创新推进网络强国建设。在您看来,当前我国信息化发展迎来哪些历史机遇?如何理解“自主创新”的紧迫性?

  郭仁忠:信息化建设和经济发展确实有契合点。我国的经济增长还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信息通信技术刚好来到了爆发式增长的机遇期。这使我国在城镇化过程中,能比较好地利用最新技术支撑城市的发展。

  比如最新公布的雄安新区规划,有相当一部分考虑了信息化技术应用。可以设想,假如雄安新区已经是一个经历了城镇化的区域,再来做新型智慧城市建设,成本必然会提升,效果也会打折。相对于发达国家来说,我国城市发展迎来的窗口期正好与新技术发展吻合,这是我们的独特机遇。

  很多专家都有这么一个观点,信息化发展,大不等于强,尤其在信息技术领域,信息技术的特点是颠覆性大于继承性。一旦新的技术研究成功,很快就会成熟并快速占领市场,对老技术不是改善,而是直接的革新与颠覆。这种情况对我们来讲是有利的。如果我们研发出了新的技术,就可以对既有技术、原有市场实现颠覆。从这个角度讲,原有的基础格局不再像过去那么重要。所以,原创技术在新的信息化建设中,显得特别重要。

  谈到紧迫性,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核心技术。我们的市场虽然大,但核心技术用市场是换不来的。虽然我们也有钱了,但核心技术用钱也买不来,别人可以不卖给你。无数案例也证明了这一点,不管什么技术,还是自己要研究,哪怕比别人差一点,但至少不会被别人“掐到脖子”。有产品能够顶替上去,问题才能解决。

  NBD:信息化与城镇化相互簇拥着前进,城市是最小的信息技术应用与实践单元。近期举办的首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上,设置了专门的“新型智慧城市”分论坛,此前还有“数字城市”的提法。如何理解这些概念,“智慧城市”的本质是什么?

  冯奎:这几天,大家一直在热议数字中国。雄安新区规划纲要刚刚发布,数字雄安也是热词。

  “数字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数字”一词更实,是基础。

  18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就作出了建设数字福建的部署,埋下了种子和基因,到今天我们热议数字,意味着数字城市的传承与新跨越。它既包括了城市智能基础设施、全覆盖的数字标识体系、汇聚城市数据和统筹运营管理的智能城市信息管理中枢,地下空间信息管理等,也包括了城市的数字产业自身发展。数字城市所强调的,是技术路径、是工具、是手段,它将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基础。

  “智慧城市”这四个字放在一起,落脚点在城市上面,它强调的是城市功能发展的高水平、新状态。智慧城市没有改变城市的基本性质和功能要求,但强调用信息技术使得城市在满足我们需求时更加聪明、更有效率。智慧城市覆盖方方面面,是城市进化的大方向。

  那么,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的关系是怎样的呢?数字是智慧城市运行的基础,数字化是建设智慧城市的具体工作路径。高度数字化的城市一定是高度智慧化的城市。智慧城市是目标,数字化是主线,这是我的理解。

  郭仁忠:我个人觉得,数字城市与智慧城市之间,有继承性关系,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

  这两者都是信息技术在城市建设、管理当中的应用。信息化的应用大概分三个阶段:首先要数字化,这是基础,信息技术没有数据就谈不上数字城市;然后是网络化,就是实现互联互通,相当于桥梁;再逐步走向智能化。从独立操作、独立运行的单机系统,到后来的企业级解决方案,如今以城市为单位,就是“智慧城市”。

  所以我个人理解,智慧城市是现代信息技术在城市单元中实现具备深度和广度的应用,是数字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

  但这个阶段和过去不同。我们提数字城市建设时,还没有物联网的概念,互联网也刚起步。现在,基于“万物互联”,以“大数据”作支撑,计算能力也不同以往,这才支撑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城市信息化迈上了新阶段。

  我想强调的是,智慧城市不单纯是一个信息化的问题。现在提智慧城市,主要是想通过新的技术手段,解决城市建设和运行当中存在的问题。有些问题,用信息技术是可以解决的,但有些问题在网络空间还解决不了,还得回到现实世界当中来。

  比如城市拥堵问题。借助导航系统、智能交通系统辅助,我们可以进行路径优化选择,让通行更流畅。但它其实并不能在根本上解决城市交通拥堵。为什么?拥堵情况下,我们选择的路径,往往比正常路径更远。这意味着技术虽然能解决时间上的问题,但它实际上增加了整个交通流量。

  要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更科学合理的规划,需要交通资源的科学配置。所以说从本质上讲,智慧城市既是用现代信息技术、通讯技术解决问题,也是通过信息通信来发现问题、诊断问题,来模拟解决路径,优化城市建设。通过模拟、仿真等各种手段优化城市规划,把出行距离、老百姓(-- --,诊股)平均出行时间缩短,那它的效益是非常大的。

  总体而言,我认为城市发展到一定规模出了问题,我们用新手段去解决;即使没有出现“城市病”,也可以用新技术来优化。最终让城市建设更科学更合理,运行效率更高、更宜居。这是我对智慧城市的理解。

  硬骨头二:都知道数据好,但数据开放缺乏法律支撑

  “要界定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NBD:经过这么多年探索,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到什么阶段了?

  冯奎:从发展现状来看,有这么几个特点:首先是从初步熟悉到系统把握智慧城市的内涵;其次是从条块状态的应用向智慧城市和智慧社会的推广;第三,是从基础设施的工程建设到更加侧重丰富的智慧应用;此外,是从政府为主的投资到各类主体探索形成商业模式;最后,是从静态的顶层设计到探索采用演进式规划。

  郭仁忠:我先用一句话概括——建设智慧城市的共识已达成,目标也非常明确,路径正在探索,成果也在不断涌现,效果也已初步体现。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之间有不同做法,也应该有不同做法,因为它们面临的问题是不一样的。

  社会各界都认为应该坚持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充满了向往。但究竟什么是智慧城市,如何建设智慧城市,现在还不是特别清晰。

  个人认为,这些东西不可能全部想好了再动手,它是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就像一个城市,每过十年、二十年要重新做一次规划。因为城市发展以后情况发生变化了,世界上没一个城市是把规划做好了然后再建,然后建完就不动了。城市就像人一样不停在成长。三岁时做衣服不能一直穿,个子在不断长大,需要做新的衣服来穿。城市工作也是如此。要根据新的情况不断做规划,就像人长高后不断换新衣一样。

  但这个规划要做得适度。三岁小孩穿不了十岁孩子的衣服,太超前。规划很超前就意味着成本高、不适用。比如一个城市规模尚小时就把地铁修好了,它的运营成本就高。有人会说,这么拥挤了才修地铁,为什么不早修?早修运营成本高,经济支撑不了。

  这样的矛盾总是存在,但我也相信探索是永恒的。因为有新技术产生,它会颠覆老技术,产生新的灵感,智慧城市的建设也不再是过去简单的信息化。

  NBD:智慧城市的建设要迈入下一程,您认为最大的障碍是什么?

  郭仁忠:从现状来看,最大问题不是技术上的,不是不会做,真正的障碍还是数据问题。

  智慧城市的基础支撑是数据,所以现在很多声音呼吁要开放数据。我们也做了研究,关于城市的数据是很多的,政府并不拥有所有的数据,也只拥有部分数据,这些数据来自政府为市民服务的过程,来自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还有数据在企业手上,我们每天在微信上聊天、社交,在淘宝上购物、交易。

  但是,反过来想想,这些数据是谁的?比如说手机信令数据是不是归运营商所有?

  这个问题还没有答案,这需要法律来回答,但目前没有一部法律能回答。做数字中国也好,要建智慧城市也好,数据的(归属权)问题不解决不行,法律上不能滞后。所以我个人理解,数据开放不是说哪一个政府或者企业有没有魄力来开放,而是少一个法律支持:怎么开放?什么情况下可以开放?开放到哪一步?开放给哪些人员使用,可以使用到哪一步?

  现在有时候是不敢开放。比如我们要做一个城市模型,分析城市人流、交通流,运营商的基站数据是最好的。如果有了手机移动信号的数据,建模、分析没有问题,但是运营商不敢提供给我们,即便是做研究。问题就来了,哪些数据的挖掘应用是合法的?例如,挖掘别人的隐私就应认定为非法。因此,要界定数据的所有权和使用权问题,界定数据使用的合法性问题,这一块的法律是缺位的。

  开放数据,我认为不仅是政府要开放,企业也要开放。数字经济,数据就是原材料、生产要素,相当于土地,有数据才能做加工、才能出产品。其次,土地也有土地管理法,没有法律支持,没人敢开放数据。

  冯奎:这个问题越到深处,就越是数据产权的问题,如果要交易,就必须有产权,这是基础。

  不少地方陷入困境,原因无外乎几个方面。首先,建设智慧城市的理念还跟不上,缺乏科学的规划引领;有的地方管理也跟不上,没有形成共建共享机制,缺乏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协同;还有一个是服务跟不上,市民说好才是真的好,但现在很多城市很难做到;最后是保障跟不上,智慧城市建设需要一定的资源投入,需要充足资金予以支撑。

  时代提出了更高的发展质量的要求,智慧城市是新型城市发展的方向。面临着发展的机遇,在这里我也向智慧城市的建设者们建议,要有决心、信心、恒心、重心、匠心、齐心。特别是,新时代背景下,要实现城市的效率变革、动力转换,这正是智慧城市所要解决的问题。

  硬骨头三: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

  “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设置并推动议程的进行”

  NBD:智慧城市建设涉及到政府、企业、社会多个方面,规划建设管理过程中,三者的关系该如何界定?

  郭仁忠:政府该干什么,企业干什么,社会又干什么,边界还不太清晰。我认为,从本质上来看,智慧城市建设跟城市建设差不多。基础设施应该由政府负责,而后续的服务应该让社会来做。比如城市地下管网、道路桥梁等公共基础设施都是政府掏钱做,但商品住宅就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修建。

  智慧城市在建设过程中,也有这样一个逻辑关系。数字化产品服务方面,如果是数字化公共产品,同样应由政府负责,比如电子政务系统。而非公共产品或者个性化服务的提供就应由企业来做。

  但有个事情需要国家统筹考虑:建设“数字中国”,信息基础设施应当变成公共产品,为社会服务,向社会开放,但现在还是商品的属性。我从家里开车到单位,路是不收费的,但打电话是需要收钱的。如果每一条路都要收费,这个城市没法运行,智慧城市的建设同理。从大方向看,智慧城市的规划、建设应该坚持公益性导向。主体工程建成后,再引入市场行为,这样可以更多地降低智慧城市的运营成本。

  冯奎:我有一个体会,在智慧城市发展的议程设置方面,需要强调政府在这方面多做工作。现在,有些地方的议程设置是企业主导,企业提出需求和举措,再转嫁到政府头上。

  但正如您所说,如果简单地让政府来设置议程,遇到懒政、怠政,不作为又怎么办?所以需要让居民也参与到体制机制的建设中来,依靠市民的力量,来倒逼体制机制的完善。比如像一些欧美国家,如果一个社区或者城市没有搞好,那么市民可能就走了,用脚投票。市民是各类产品与服务的使用者、消费者,他们用选择权来体现他们的作用。企业也是同理,只有城市发展好了,企业才会落户发展,其逐利的行为和本质会促进社会的进步。比如共享单车,有利于城市交通拥堵的解决,智慧城市系统开发企业,他们在开发的过程中既为智慧城市建设服务,又获得了经济利益。本质上是经济学上的“自利”带来“利他”。

  所以我认为,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长远议程,政府是一个总召集人,要发布并推动议程的进行,在智慧城市要解决什么问题、时间节奏、成本收益测算与评估等方面,提出系统性的议题。政府之间要进行比拼,形成竞争的环境。政府、企业、市民各有侧重、互相支持又互相提出要求。

  郭仁忠:地方政府是否具备议程设置的能力,也是一个问题。我很担心有些小城市,会被大公司技术、产品、方案所限制。我记得一个案例,那个城市一年的财政收入也就十几个亿,但一家企业为它做的智慧城市方案也要十几个亿,很不现实。这相当于,我的钱只够买一个钱包,买完钱包以后我就没钱了。

  智慧城市是为城市服务、为市民服务的,这是一个责任问题。智慧城市的主导力量,不应该是盈利目的性很强的企业。

  一位城市领导跟我交流,说要打造智慧城市,水务局的找到他说要做智慧水务,规划局的说要做智慧规划,城管提出要做智慧城管。从这个角度讲,建设智慧城市不能被某一方所绑架。这里的某一方,也不完全指企业,也有可能是某个政府部门,要有顶层设计,城市政府应该有一个主动把握议程设置的能力。

  NBD:那么,在具体的智慧城市规划建设中,思路上是否存在一些误区?

  冯奎:智慧城市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不是静态的。静态的系统好办,一年我喝三吨水,那我就准备三吨水。但智慧城市的设计是做3.5吨还是35吨,还是不做,不做的话又会丧失发展机遇。另外,正如前面所说的,跟一个大企业绑定,之前谈到的问题就出来了。这样一来就会出现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地超前。

  实际上,大家都知道事情该怎么去做,但是最大的问题在于作出错误的判断,判断错了该做什么。我们经常说,要做正确的事和正确地做事,如果所做的事情本身不对,就会导致很多问题。所作的努力,如果该达到深度的地方没有达到,有些方面又过度地超前,就会造成很多问题。

  郭仁忠:建设智慧城市过程中,还有一种现象值得我们关注,就是很多城市都在建设“智慧城市大脑”。腾出很大的地方建设指挥大厅,大厅里装个很大的屏幕,不仅建设的花费要几千万元,每年的运行维护费用也要上百万元,对于小城市而言,这项成本十分巨大。但我在想,这个指挥大厅的作用有多大呢?

  现在已经是网络化时代,如果各部门之间的系统实现了互联互通,在办公室就能够调动各部门的数据,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指挥大厅?我想,了解城市的运营情况,不需要在物理上搞一个很大的运行指挥中心。更需要的是不同政府部门内部实现互联互通,完成信息交换。

  硬骨头四:西方模式中国不一定照搬

  “我不敢说国内智慧城市发展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

  NBD:国内是否有比较成功的案例?国际上有没有可以借鉴的?

  郭仁忠:坦率地讲,我现在还不敢说,哪个城市的智慧城市建设还可以,但有些应用非常好。比如说深圳的扫码停车,还有杭州的“最多跑一次”政务服务,这些能让老百姓真正感受到好处。

  总体来讲,西方城市相对比较成熟,他们要做智慧城市,实际上是一种城市的改造和更新。比如,在路口增设针对盲人的感应系统,或是在路灯上增加引导系统。西方城市很少能像我们做全新的顶层设计规划。外国城市很少有大规模的投资、系列化的改造。智慧城市最重要的特点是“公益性”,这就需要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来协调。从这个角度来说,这是我国体制和机制具备的一种优势。

  冯奎:郭院士谈了国外的,那我来介绍下国内智慧城市的发展。各地的智慧城市建设各有千秋。比如说,从技术运用上来看,杭州是支付之都,银川的PPP建设模式很有特色,上海围绕“补短板”打造了智慧社区,也给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从一开始,就以建设世界一流智慧城市为追求。我们设定的建设目标也非常全面,包括了加强城市监管、完成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调整经济结构、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等方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的智慧城市建设与国外相比,是有自己的优势的。

  中国在智慧城市上已经在探索一条新路,有的方面走在了欧美等发达国家前面。我注意到欧洲国家特别重视用智慧化手段来实现绿色发展。节能减排、低碳、可持续的旗帜举得很高,措施很实,这些方面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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