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3月28日，德国总理默克尔携“第一先生”在总理府私人宴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并赠送了一件特别的礼物。
礼物是一张中国地图。据默克尔介绍，那是“1735年德国绘制的第一幅精确的中国地图”。
有一种说法，默克尔赠送的地图，可能是由18世纪德国著名地理学家霍曼及其家族成员哈斯“接力”绘制并保留下来的，内容是康熙初年的汉地十五省。该图的绘制基于法国地图学家德·安维尔在1734年绘制的中国地图册《中华帝国全志》。
而德·安维尔的中国地图又基于《康熙皇舆全览图》。
从15世纪末的“地理大发现”时期起，欧洲绘制的中国地图渐渐增多。但在“大航海时代”来临之前，欧洲人对“中国”仅具模糊认知，反映在地图上，是还没有中国的独立形貌。公元1689年，一张从欧洲传来的缺少中国详情的亚洲地图让康熙帝受到触动。他决定利用西方来华传教士掌握的测绘技术，组织人力绘制一份全国地图。
这个工程经过十几年的前期准备，公元1708正式开始。耶稣会的欧洲人、中国学者以及钦天监的喇嘛、理藩院主事等十余人参与其中。该图实测经纬度值的地点有六百余处，多处使用三角测量法，并使用了少量的天文测量法。地图描绘范围东北至库页岛，东南至台湾，西至伊犁河，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南至崖州(今海南岛) 。比例尺为1:40万。
十年后，全图初步完成，即《康熙皇舆全览图》。中国第一幅绘有经纬网的实测全国地图诞生。
“《康熙皇舆全览图》绘成后，被藏进了内库，一般百姓无缘目睹，只有省巡抚一级才能看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韩昭庆教授对纸牌屋记者说，“直到上世纪20年代左右，这幅图的铜板才在沈阳故宫博物馆被发现，重新印刷。”
据韩昭庆教授介绍，参与绘图的法国传教士把这份地图带到了欧洲，于是，中国境内的全图反倒在欧洲通行开来，而非如在中国仅限于皇室高官才能一睹。在当时的欧洲，任何人都可以拥有地图。商人尤其喜欢这类图。“地图可以被画在茶杯上，墙壁上，或是画在羊皮上挂在屋里，作为装饰，相当常见。”
因为没有看到实物，韩昭庆教授对默克尔赠送的是否为霍曼及其家族成员制作的那份地图不能肯定。
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期间，德国的霍曼及其家族曾给韩教授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们在制图方面很有地位，”她说，“欧洲的很多图书馆都收有(霍曼及其家族绘制的地图)。就我在美国看到的，霍曼家族的藏图，图书馆都是收藏的，还专门以家族名称(做分类)，算做一个单独收藏类型。”
16世纪末，一些长期在中国生活的耶稣会士成为中国与欧洲之间文化交流的桥梁。以《广舆图》为代表的许多中国地图作品被带到西方去，从此中国地图在欧洲制图学领域开始有了独立形态。
在16世纪中叶到17世纪中叶的大约一百年时间里，欧洲地图学中的佛兰德学派正是光辉灿烂之时。
1570年，欧洲出版了名为《世界概观》的世界地图集。此图集经过多次增补，在1584年版中出现了西方世界第一幅单张中国地图(并以中国为图名)。该图由葡萄牙地理学家乔治·德·巴布达绘制。这是欧洲人绘制中国地图的奠基之作。
其后，意大利耶稣会士罗明坚的《中国地图集》稿本与卫匡国的《新中国地图集》成为传教士中最具代表性的两大成果。
17世纪，法国地图学开始崭露头角，法兰西王室的制图家桑松在欧洲绘制中国地图的标准化过程中起了无可替代的作用。“他所画的中国地图，被认为对罗明坚、利玛窦、卜弥格、卫匡国与曾德昭等五位耶稣会士工作的综合。”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周振鹤说。
之后，由于海上航路越加发达，荷兰人、英国人、法国人相继来到亚洲。中国全部或中国一部分地区(尤其是东部或南部沿海地区)的地图，不断涌现。到18至19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贸易的最大份额被英国人独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中国南海海域，珠江口到广州的水道，以及广州城都绘制了许多重要的地图。
对默克尔送的这张中国地图，周振鹤教授告诉纸牌屋记者，粗看起来依然是卫匡国《中国新地图集》的模式，与《康熙皇舆全览图》扯不上关系。“我过去在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最早的德国人画的中国地图是1737年的，还是卫匡国的模式。(默克尔送的)这幅1735年的(地图)我没有提到，倒是新的信息，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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