载人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心系苍穹梦圆碧霄

人物》杂志 张传军 徐冉

　　2003年10月，我国“神舟五号”飞船成功发射，载人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的名字经过中央电视台等媒体的宣传也已进入千家万户。然而，戚发轫是怎样“发轫”于我国的航天业，又是怎样与之结缘的呢?这在广大群众心中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一

 
　　戚发轫1933年生于辽宁省复县，1938年移居金县。

　　1957年戚发轫毕业于北京航空学院。当时，中国要发展导弹，急需人才，所以，尽管他攻读的是飞机专业，也只好服从国家需要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穿上军装，跟着苏联的一个导弹营学习导弹的操作。

　　1958年，组织上准备选送他去苏联军事院校学习导弹的总体设计。可等他专门学了几个月俄语，满心欢喜准备赴苏时，上级又突然通知不去了，原因是苏方不接收军人。为了学导弹，他只好脱掉军装，通过高教部到苏联去学习，行装都准备好了，并匆忙结了婚(听说到苏联一学就得五六年)，可他刚准备赴苏时，苏方又有明确意见：学导弹总体设计的人员不能去。

　　这样，他两次赴苏学习导弹技术的机会，都被一只无形的大手剥夺了。在赴苏无望的情况下，他只好安下心来，在国内跟援华的苏联专家学习了。

　　然而，正当戚发轫憋足了全身力气，一门心思跟苏联专家学习导弹设计时，由于历史的原因，苏联专家又突然全部撤走了!

　　怎么办?投师无门，四顾无路，惟一的选择，只有丢掉洋拐杖，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来干!时至今日，戚发轫和许多老专家们都说，中国的航天业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完全是“逼上梁山”。

　　此后，戚发轫先搞导弹，不久又搞原子弹和导弹相结合的导弹核武器总体工作，然后又搞“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总体设计。一转眼，便与导弹、火箭打了10年的交道。

　　1967年，孙家栋出任卫星总体设计部负责人。他以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为主，再从其他方面抽调一些优秀人才，着手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1967年孙家栋点将时，“航天十八勇士”的名单里有戚发轫。1970年，卫星发射前的准备工作继续紧张有序地进行着。4月14日，钱学森、李福泽、杨国宇、任新民、杨南生等领导和专家从发射场一同乘坐专机飞往北京，去向周恩来和中央专委会作发射前的汇报。

　　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当晚7时整，大厅突然灯火辉煌。迎着众人的目光，周恩来匆匆步入大厅。工作人员刚从他手上接过脱下的大衣，他便热情地向大家招手说：“从发射场赶来的同志，请到前面就坐!”说完，便认认真真地将专家们一个个请到前排的位置上，然后自己才坐下。

　　周恩来刚一落座，便拿起一份来自发射场的人员名单查看起来。这些名单中，有的他熟悉，有的他还未见过面，于是他便一边叫着名字，一边与本人对号，对上一个，他便问问多大年龄了，什么地方的人，哪个大学毕业的。当有人回答是苏联某大学毕业时，他便问：“俄语忘没忘?”对方回答说忘了不少，他便说：“这可不能忘呀，学上一门俄语不容易，不要轻易就还给老师了，说不定将来还会大有用场呢!”

　　负责汇报卫星情况的戚发轫，是专家行列中最年轻的一个，周恩来刚一点到他的名字，他便一下站了起来。周恩来忙叫他坐下，然后问：“你是哪儿人?”

　　“我是金州人。”戚发轫回答说。

　　“怎么听你口音有天津味儿呀?”

　　戚发轫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说：“我也不知道。”

　　周恩来又问：“你们那儿闹派性吗?”

　　戚发轫答：“闹!”

　　周恩来：“那你是哪派的?”

　　戚发轫：“我……我没派。”

　　周恩来这时指了指坐在戚发轫身边的孙家栋，问戚发轫：“你俩是一派的吗?”

　　戚发轫：“不是。”

　　周恩来：“那你俩打架不打架呀?”

　　“不打，不打。”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这时急忙代替他们回答说：“总理，他俩工作能搞到一起。”

　　汇报是按事先拟定好的程序逐个进行的。虽然会场的气氛被周恩来几句话调节得很轻松，但参加汇报的专家们心里仍感到沉甸甸的。

　　钱学森、李福泽、任新民、杨南生、钱骥等先作了汇报。

　　轮到戚发轫汇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情况时，年轻的戚发轫很有礼貌地站了起来。他整了整衣帽，很认真地念了一段毛主席语录：“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周恩来立即说：“直接讲卫星的情况吧，毛主席语录我看就不用念了。”

　　“由于是第一次向周总理汇报工作，又是在中央的专委会上汇报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当时我的心情确实有点紧张。”多年以后，戚发轫这样回忆说：“周总理对卫星能不能准确入轨、入轨后能不能播放《东方红》乐曲等问题问得非常仔细，还问了轨道参数、卫星重量、测量哪些空间物理参数等问题。我一一作了回答。周总理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勾划着。”

　　对于当时年仅37岁的戚发轫来说，能当面向国家总理和中央专委会汇报卫星情况，已经是一件相当不容易的事了，但他没想到还要向中央政治局写正式的书面报告。这任务神圣而光荣，但他又感到艰巨而沉重。

　　他回忆了在整个研制过程中所碰到的每一个难题，每一个疑点，以及同志们为解决这一个个的难题和疑点所付出的代价。他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做卫星天线展开试验。当时没有像样的试验条件，不具备应有的试验设备，但又必须要争抢时间，于是他和同事们只好在中国科学院力学所的一间仓库里做试验。这种试验很危险，卫星天线一旦折断便会伤人。为了防止伤人，在没有防护设备的情况下，他和同事们各自在头上顶一个包装箱盖，以作盾牌，然后有的爬到房梁上，有的躲到墙角边，从箱子盖的缝隙中观察卫星旋转时天线展开的运动，最后终于弄清了问题的症结，排除了因复杂运动而造成天线折断的隐患……

　　“通过试验使我相信，我们的产品是可靠的，发射成功是有把握的。”

　　1970年4月24日凌晨，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东方红一号”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推动下徐徐升入太空。重达173公斤的卫星进入预定轨道，“东方红”的音乐通过电波在太空回响。

　　“东方红”的发射成功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宇宙空间，并奠定了我国空间飞行器研制和发射的基础。“东方红一号”还在天上，只是已经没有电了，当时使用的蓄电池，工作一段时间后就不能再播放音乐了。

　　戚发轫回忆说：“1970年4月24日，那是我一生中最高兴的时候，‘打上去了，入轨了，听到乐曲了’，那些声音至今还在耳边。那一年，我37岁。”二

　　1992年1月，中央专委批准载人航天工程立项。9月，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正式批复载人航天工程可行性论证报告，决定走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之路，开辟一条从载人飞船到空间实验室，再到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的发展道路。在21世纪初，力争使中国成为继俄、美之后世界上第三个能独立开展载人航天活动的国家。

　　这一年，戚发轫执掌飞船总设计师“帅印”。

　　工程方案确定并正式上马后，问题接二连三地涌现。曾经多年担任卫星总设计师要职的戚发轫心里很清楚，与以往其他卫星最大的不同，就是飞船事关宇航员的生命安全，必须保证万无一失，每一个系统、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出任何一点问题。

　　1999年11月20日凌晨6点30分，“神舟号”飞船首飞获得成功，戚发轫这一年刚好66岁。“神舟一号”返回后，科研人员对装载在“神舟”返回舱内的部分应用系统设备进行了初次试验，也取得了满意的结果。

　　2001年1月10日，“神舟二号”升空后，应用系统船载设备进行了在轨运行和留轨应用的全部试验，而且应用系统留轨近半年时间内，不论是空间天文探测还是空间环境高层大气探测等工作，均取得了丰富的太空资料，获得圆满成功。

　　2002年3月25日，“神舟”系列飞船第三次成功飞天，应用系统的有效载荷分别安装在“神舟”返回舱、轨道舱和附加段，主要进行了材料科学和生命科学试验，同时穿插进行了部分光学遥感的对地探测等科学活动。

　　2002年12月30日0时40分，对我国全面掌握和突破载人航天技术具有重要意义的“神舟四号”飞船，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载人航天发射场，由“长征二号F”火箭托举升空。火箭起飞十几分钟后，飞船成功进入预定轨道。我国为实现载人飞行又迈出重要一步。这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的第四次飞行试验，也是在无人状态下考核得最全面的一次飞行。这次试验将全面实现和验证各项载人飞行的功能和性能。这次发射的“神舟四号”飞船是整个研制计划中一次重要的飞行试验。

　　安全是载人航天工程考虑的首要问题，与前三艘飞船相比，“神舟四号”的生命保障系统更趋完备，“神舟四号”飞船上装有人体代谢模拟装置、拟人生理信号设备和模拟假人，它们可以模拟航天员在太空生活时的多种重要生理参数：脉搏、心跳、呼吸等。在模拟航天员宇航服的口袋里，还装了一个特制仪器，用来测量“航天员”受到太空辐射的多少和有关的数据。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说，“神舟四号”是完全以载人的状态进入太空的。从运载火箭上的故障诊断系统、逃逸系统到飞船上的应急救生系统，包括轨道运行中的自主应急返回功能，目前已为航天员提供了在大气层内不同高度，和大气层外包括飞船在运行中的各种救生手段。同时，相关设备还进一步对所有材料进行了化验检查，在满足医学指标的基础上，进一步从工效学的角度，对飞船内部设施进行了优化，使其符合人的生活、工作习惯。“这一次，我们连航天员的换洗衣服都给带上了。并且还从航天员的角度出发，尽量把各种装置改得更舒服一些，调整了仪表的颜色、大小，并考虑到各种仪器、开关在失重状态下的操作特点。”

　　戚发轫曾经在俄罗斯观看过一次飞船发射，有一个场面至今仍定格在他的眼前：身着宇航服的3名宇航员进入飞船前，飞船的总设计师郑重签字画押，并握着宇航员的手说：“没有把握，我不会送你们上天。”戚发轫相信，不久的将来，他也可以向宇航员们保证：载着他们去探索太空奥秘的，将是一艘安全、舒适的太空船。

　　戚发轫说，前苏联宇航员第一次上天，在太空呆了1小时48分钟，绕地球一周；美国人第一次上去绕了地球半圈就回来了，我们在太空的时间还没有确定，但至少一天以上。我们的宇航员要不要出舱到太空行走?暂时还做不到。因为现在还没有安排这样的计划。我们的计划是第一步先上去，安全返回再说，以后再考虑出舱行走、交会对接、建立空间站等问题，目前我们的任务是走好第一步。早在1961年，前苏联宇航员加加林就已经乘坐“东方一号”飞船上天。应该这么说，我们虽然起步晚，但是起点高，一步到位。当年前苏联的“东方号”只能进一个人，他们的舱也很简单。咱们这个飞船已经相当于前苏联第三代最好的“联盟TM”飞船，而且直径比他们的飞船直径要大，他们的是2.2米，我们的是2.5米，可以同时进3个人。我们的飞船，实际上已经是全世界最大最好的飞船了。载人升空成功后，下一步就是交会对接。飞船上天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飞船只是交通工具，我们的目标是建立长期有人照料的空间站，人长期在上面工作、搞实验。今后飞船的任务就是送吃送穿送人。交会对接试验有一个具体目标，现在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两个可能：一个是留轨舱，一个是建立一个小型空间实验室。戚发轫深知，航天业是全民族的事业，要靠集体的智慧。靠一两个人是不可能将飞船送上天的。他从担任领导职务起，就时刻注意发挥群众的创造力，培养航天业的接班人。“神舟二号”飞船有600多台(套)设备，大小几十个计算机和控制器，几十万条软件程序，10万多只元器件，10多公里长的线缆，8万多个接点，相当于两颗大型卫星的工作量，之所以能在不到60天的时间完成靶场的测试和发射任务，除了有试验飞船的基础和经验外，研制队伍中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年轻能干的技术骨干，他们带来了活力和创新精神。“神舟二号”飞船进行整舱空运，就是由年轻人率先提出来的。目前，各系统一大批主任设计师已全部由35岁左右的青年技术骨干担任。戚发轫说：“这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后继有人、兴旺发达!”三

　　作为航天事业的老专家，戚发轫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做贡献的过程中，不仅要攻克许多专业上的困难，还要克服来自其他方面的干扰，以及生活中难以想象的困难。

　　1967年戚发轫刚刚开始搞卫星的时候，从南苑国防部第五研究所调到现在地处北四环的空间技术研究院。当时，他爱人去了“五·七”干校，家里60多岁的老母和两个孩子全由他一人照看。由于上班路程太远，他每天早上四五点钟就得起床，烧水做饭，操持家务。然后再骑着一辆破自行车跋涉几十公里去上班。

　　上班后的戚发轫更忙。搞卫星的任务本来就重，“革命”工作还一点不能耽误，也不敢耽误。每天上班前“早请示”，下班时“晚汇报”，中间还要开会、学习、背语录、听报告、搞大批判。其他的时间则是拼命工作，加班加点。

　　晚上，戚发轫下班回到家里，已是筋疲力尽，两眼发黑。但做饭洗碗洗衣服，家务事还有一大堆。他还要查资料，绘设计图……由于太忙，每逢元旦或国庆要买什么食品时，他都只好对孩子们说：“你们如果想吃，就自己排队去买吧!”于是，每每是七岁的老大牵着两岁半的老二，去排队购买当时按计划供应的、少得可怜的各类食品。

　　一次，他和同事在南苑加班，从除夕的晚上一直干到初一的早晨。等他赶回家时，老母亲和两个孩子都快起床了。

　　另一次，戚发轫因劳累过度，中午在食堂排队买饭时，竟突然晕倒在地。

　　还有一次，他晚上加班后回家，途中肚子突然剧烈疼痛起来，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要人没人，要车没车，便只好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推着自行车，一步步挪到人民医院。一检查，盲肠穿孔，白血球高达3万多。医生说要手术，得家属签字。但他不愿惊动老母亲和还在干校的妻子，只好请医院打电话通知工宣队的领导来签字。

　　其实，来自生活方面的苦难对戚发轫来说算不了什么，咬咬牙就过去了。但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却给戚发轫的心灵留下了深深的痛苦，以致今天的戚发轫还常常忍不住感叹说：“一个航天人要克服工作上和生活上的困难并不难，但要克服来自政治方面的压力，那就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戚发轫的爷爷是农民，父亲念过私塾，有些文化，外出打工挣了点血汗钱，日本投降后买了几亩地。没想到因此“地主子女”这顶沉重的帽子从戚发轫上中学之日起便戴在了他的头上，一直到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才被摘下来。“文化大革命”中这顶帽子给他造成的压力，成为他人生中最辛酸的一页。

　　谈到戚发轫所经历的磨难，不能不提到他的夫人姜福玲。姜福玲与戚发轫是老乡，而且两家相距很近。戚发轫考入北航后，姜福玲也考进了天津纺织工业学校，1958年毕业分配到了内蒙古。

　　1959年两人结了婚。当年的“十一”，姜福玲从内蒙赶到北京，两人在戚发轫的单身宿舍里，把两张单人床拼在一起，这就是他们的新房了。

　　1961年，中共中央华北局在京挂牌办公，姜福玲被调入位于钓鱼台对面的华北局经委下属的轻纺局工作，分居了两年多的小夫妻终于团圆了。那时，他们的家在南苑的一所大院内。从家到单位需要步行到三营门，然后再乘公交车，每天上班来回在路上的时间就得4个多小时。后来，姜福玲因为怀孕实在走不了了，她怕丈夫为照顾自己耽误了工作，晚上干脆弄张床就住在了办公室里。

　　1962年5月17日，妻子在医院里生下了儿子戚克智，这还是妻子所在的单位事后通知戚发轫的。

　　1966年，戚发轫正在远方的基地执行导弹加核弹的“两弹结合”的研制任务。他在基地呆了5个月的时间。而此时，“文革”已经开始，戚发轫的父母在大连遭到了猛烈冲击，家被抄了，全家人的生活顿时陷入困境。姜福玲接到公婆的求救信后，没有惊扰远方的丈夫，她找到戚发轫所在单位的指导员，请求不要影响他的工作，有困难自己处理。然后她以最快的速度给家里寄了一笔钱。

　　1967年他们的女儿戚虹出生。经济上并不宽裕的戚发轫，为了节约开支，从南苑医院把妻女用自行车接回家。他先把女儿驮回家交给岳母，然后再去医院接妻子。

　　在戚发轫夫妻共同生活的40余年时间里，不管多大的难事、烦心事，姜福玲总是一人承担，决不让丈夫有丝毫分心，这是她一贯的行事准则。

　　2000年年初，姜福玲的身体已经感到很不适，稍微走上几步路或是上几级台阶，就会心慌气短，憋闷得难受。她怀疑自己得了心脏病。此时已兼任中星22号卫星总工程师的戚发轫对老伴说：“等我去西昌回来后，陪你去检查检查”，就直飞西昌了。在家的女儿说：“你等我爸，他根本没时间陪你!还是我陪你去吧。”去阜外医院作了一次X光检查，发现左肺不正常。戚虹找到了时任副院长的袁家军，袁家军非常重视，亲自要车，安排姜福玲去721医院检查。检查的结果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肺癌!

　　研究院的几位领导经过商量，决定将这一消息告知戚发轫。此时，戚发轫正在西安测控中心紧张地忙碌着。徐福祥院长说：“老戚，西安的任务快完成了，你跟我们一起回去吧，你爱人有病了。”第二天，三人一起乘飞机回京。进了白石桥五院大门，徐福祥才说出了真话：“你爱人得的是肺癌!”戚发轫脑子顿时一片空白，但坚强的他一点也没表现出来。待打开家门时，看到在香港工作的儿子也回到了家里，他彻底明白了……这一时期，是“神舟二号”发射前的关键时期。戚发轫返回酒泉飞船发射基地，飞船升空前，他将在那里工作两个月。因为妻子病房里没电话，为了随时与妻子取得联系，他临行前特意给妻子买了一部手机。在基地，他每天再忙，也要抽几分钟给妻子打一次电话。为了造好这艘飞船，戚发轫说，这一年来自己每天都要“转”两圈——白天围着飞船任务转，晚上围着卧病在床的妻子转。这没日没夜的一年下来，原本精神矍铄的他着实憔悴了不少，本已花白的头发更加白得耀眼。

　　老姜的病越来越重。戚发轫回京汇报工作，顺便去医院看望爱人。按计划，戚发轫应该随曹刚川副主席的专机同机返回酒泉。恰在这一天，妻子发了高烧，医生不让戚发轫走：“在这个时候，作为丈夫你不能离开!”姜福玲却说：“你该走就走，有医生在，你就放心走吧!”于是戚发轫按时返回基地。

　　医院中的姜福玲由女儿戚虹陪护。

　　2001年3月初，已是全国政协委员的戚发轫，又开始了为国家大事的操劳。参政议政，日理万机。3月5日晚上7点，他又准时来到了病房，来到了妻子身边：“明天晚上(6号)政协有活动，我可能晚一点过来”，话还没说完，“没关系，你准时参加活动吧!”姜福玲就把话接了过去。

　　没想到，这么平常的一句话，竟成了他们诀别的最后表白，成为他们爱情乐章的绝唱。2001年3月6日早晨，戚发轫突然接到女儿戚虹的电话：“妈妈已……”戚发轫全身的血液似乎都凝固了。他脚步匆匆地赶到医院，只见病床上的妻子双眼紧闭，神情平静而安详，就像刚刚睡着了一样。戚发轫哀痛欲绝的泪水无声地滑过面颊。处理完妻子的后事，戚发轫又立即投入到了更加紧张的“神舟三号”飞船的研制试验中。他知道，他必须尽快地将我们的宇航员送上太空，因为这不仅是他的，也是妻子的心愿。